第147章（1 / 1）
就在吴公开发表政见的当天，美国各报便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提。至2月26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对吴发难。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列出吴的十三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予以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了基本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竞以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日，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可见，吴的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的政府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足见蒋的政治原则，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吴的儿子在台湾也因父亲的遭遇而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故步自封，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位敢评说蒋氏的民主人士。
对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中共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蒋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骜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与蒋经国抗衡。于是蒋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县人，1901年生。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普度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乔治·马歇尔元帅为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特种税警团团长。曾参加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身负重伤。伤愈后重任团长。1940年11月升任新三十八师师长，1942年参加缅甸远征抗日战役。仁安恙之役解英军之围，由英国政府授皇家勋章。1944年升任新一军军长。1946年于东北作战中因和杜聿明不和被解职，调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升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1951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为人傲慢清高，看不起同行的腐败，因而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和“总长”周至柔、“海总”桂永清、“空总”王叔铭均合不来，在三军中形成2：1的孤立态势。有时蒋介石也在召开会议时深感为难，结果总是海、空获胜，陆军失败，一切待遇也劣于海、空军很多。
孙也与蒋经国不和。他于1950年12月成立“良心会”，提倡讲良心，反对骗人，自成“小组织”，反对军队“政工制度”。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蒋经国便成立“庆生会”来对抗。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支持孙立人，反对军中“政工制”。这更使蒋介石不能容忍，认为孙立人在假美国人以自重，专和蒋氏父子对抗。1954年6月，蒋即改调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打入冷宫。 ↑返回顶部↑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竞以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日，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可见，吴的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的政府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足见蒋的政治原则，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吴的儿子在台湾也因父亲的遭遇而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故步自封，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位敢评说蒋氏的民主人士。
对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中共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蒋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骜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与蒋经国抗衡。于是蒋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县人，1901年生。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普度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乔治·马歇尔元帅为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特种税警团团长。曾参加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身负重伤。伤愈后重任团长。1940年11月升任新三十八师师长，1942年参加缅甸远征抗日战役。仁安恙之役解英军之围，由英国政府授皇家勋章。1944年升任新一军军长。1946年于东北作战中因和杜聿明不和被解职，调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升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1951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为人傲慢清高，看不起同行的腐败，因而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和“总长”周至柔、“海总”桂永清、“空总”王叔铭均合不来，在三军中形成2：1的孤立态势。有时蒋介石也在召开会议时深感为难，结果总是海、空获胜，陆军失败，一切待遇也劣于海、空军很多。
孙也与蒋经国不和。他于1950年12月成立“良心会”，提倡讲良心，反对骗人，自成“小组织”，反对军队“政工制度”。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蒋经国便成立“庆生会”来对抗。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支持孙立人，反对军中“政工制”。这更使蒋介石不能容忍，认为孙立人在假美国人以自重，专和蒋氏父子对抗。1954年6月，蒋即改调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打入冷宫。 ↑返回顶部↑